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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新时代诗歌呼唤崇高美

    2019年03月20日 08:51:32
    来源: 光明日报 作者: 杨四平

      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并不总是平衡的。众所周知,盛唐产生了李白光辉的诗篇,唐代由盛而衰时贡献了杜甫不朽的诗篇。“李杜文章在,光焰万丈长。”质言之,李杜彪炳史册的光辉实践打破了这种诗歌创作史上的“历史周期律”。

      新时代应当能够产生伟大诗人及其伟大诗篇。这是新时代向诗人们提出的新课题。然而,我们现阶段有些诗歌充斥着物质主义、个人主义和技术主义。除?#22235;?#22815;看到一些诗歌技术上的明显进步外,在诗歌精神和诗歌美学上反而给人以萎缩和晦暗之感。尤其是口语诗歌和很多网络诗歌竟然以规避崇高和?#31181;?#20248;美为傲,其“无厘头”使诗歌蒙上了浓重阴影。在它们那里,生活仿佛真的只有苟且,没有光亮和远方。显然,新时代诗歌患上了比较?#29616;?#30340;软骨症、侏儒症和自闭症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,我们才急切地向新时代中国诗人发出郑重的吁请:新时代诗歌呼唤崇高美。

      崇高就是雄伟、庄严、壮丽、高远、遒劲。崇高不是单向度的、脸谱化的、标签化的、定于一尊的。诗歌的崇高美,?#23884;?#26679;化的。在百年中国新诗史上,我们既有呐喊型的崇高,如郭沫若狂飙?#21796;?#30340;诗歌;又有饱含热泪深情型的崇高,如艾青的“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/因为我对这土地爱?#33945;?#27785;”;也有愤激、劝勉和自省的政治抒情型崇高;还有国家情怀和人类意识的勇于担当型的崇高,如王久辛的抗日长诗《狂雪》和李松涛的生态长诗《拒绝末日》等。中国新诗的崇高美是丰富多彩的。这种多姿多彩的崇高“传统”,在新时代应该得到继承和发展。那么,我们在已有丰厚的新诗崇高传统面前,如何?#26377;?#22859;斗、创造出属于新时代新诗的崇高精神来?

      要有始终心系人民的激越真情。?#26376;?#23815;高闻名于世的?#22987;?#24361;斯?#25285;骸?#27809;有任何东西像真情的流露得当那样能够导致崇高。”他强调了“真”及其?#20658;?#38706;得当”对于崇高产生的必要性。以往我们唾弃文艺创作上的“假大空”,现今大家不满于文艺创作上的“假小空”。但并不是所有强烈而激动的情感(如烦恼)都能产生崇高。也就是?#25285;?#30495;情只是崇高产生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。那么,到底什么样的激越情感方能导致崇高的情感?以人民为中心的情怀感、幸福感、境界感、责任感和光荣感,是治愈新时代诗歌缺?#39057;?#28789;丹妙药。许多诗歌故意淡忘人民,更不会去“哀民生之多艰”,也不领会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”,反而缩进自我的小天地,?#20160;阶?#23553;、夜郎?#28304;螅?#20004;耳不闻“人民事”、一心只写?#30333;?#25105;诗”。于是乎,那些自?#38454;?#21033;的“为什么不再舒服一些”“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”竟然旁若无人,借助网络?#24184;?#36807;市,仿佛?#38454;?#25105;越有诗意、越人民越远离诗!诸如此类的自言自语、快感呻吟、远离社会和民众的所谓“个人写作”一度被吹上了天。这种把“个人写作”和“宏大写作”二元对立起来的观点和现象比较普遍,仿佛崇高性的“宏大写作”是非诗的,而唯有欲望性的“个人写作”才是诗的。殊不知,“个人写作”与“宏大写作”是可以互为借镜的,从前者出发,可以抵达后者。

      要有庄严伟大的崇高思想。崇高是“伟大的心灵的回声”。我们的心灵是可以?#22303;?#30340;,?#22303;?#24471;好,就可以到达崇高,进而孕育崇高的思想。所以,问题的关键是,我们有无此认识?#35838;?#20204;有了此认识后,愿不愿意锤炼我们的心灵?以及我们该如何锤炼?这就要求诗人努力克服自我、战胜自我,同时要与自然和传统“竞赛”,毕竟伟大的诗人在自己灵魂中“植有一种所向无敌的,对于一切伟大事物、一切比我们自己更神圣的事物的热爱”,而不是臣服于自我和大自然,并对自我和大自然的细枝末节进行乐此不疲的摹写;也不能对古今中外传统“无主脑”地模仿,而是在不断学习的基础上,要与之对话,乃至对抗,进而超越它们,从而形成属于自己的独特诗艺。在古代就有诗评家指出:“今作诗,有意要人知有学?#30465;?#26377;章法、有师承,于是真意少而繁文多”,也就是?#25285;?#22914;果没有崇高的思想,光有学识、技术和传?#24120;?#21482;能创作出繁文缛节的“有剩余”的诗,而写不出“真切可爱”的真诗。田间的《假如我们不去打仗》曾经激励过多少爱国民众投身于中华民族抗战的伟大事?#25285;?#36154;敬之的《桂林山水歌》曾经鼓舞过多少男女老幼对新中国的无限热爱!历史经验告诉我们:伟大的诗人必须大公无私、心怀远大志向,必须统揽全?#24103;?#26080;私奉献、全心全意服务于人民、国家、社会和历史进步,同时具备广博学识和良好学养,才能写出?#26263;?#19968;?#26085;?#35799;”。

      要有表达崇高情感和思想的卓越能力。长久以来,西方“纯诗神话”像宗教般控制了许多中国诗人。在西方纯诗那里,外界任何事物都是“非诗”和“反诗”的。纯诗唯技术至上和语言至上。纯诗成为一种看上去很美而实则平庸的文字游戏。显然,作为自娱自乐的文字游戏,纯诗有其合理性。但如果将其视为传达人类思想的武库,纯诗的合法性就极其脆弱。史诗性写作?#23884;源?#35799;写作的?#27809;弧?#36827;入新时代,登月工程、大国重器和时代楷模等,这些恢宏雄壮的事物和英雄,一起来到了中国诗人面前?#36745;?#20016;沛的情感和高尚的思想催生下,它们会激发诗人磅礴的想象,最终凝结成崇高的诗歌意象。史诗的时代需要时代的史诗。而时代的史诗,或者?#25285;?#21490;诗性写作,需要与之匹配的?#27809;?#21331;越的恢宏结构以及使之最终得以呈现的华美壮丽的诗意辞藻。

      概言之,新时代的诗歌写作,既要力避“假小空”的真平庸,也要警惕“假大空”的伪崇高。真正具有活力、热力和魅力的崇高是不容躲避的,也不许玷污,更严禁消解。毕竟具有崇高美的诗歌不是说服,而是给人以狂喜、惊叹和激奋,并使人的思想得以净化和升华。也只有具备如此崇高美的诗歌,才有普遍性和永久性。

       (作者:杨四平,系?#19981;?#24072;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教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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